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南斗先生在网上向我等索要湖湘文化的有关资料，湖湘文化是个大标题，非我能力所及，邵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因忝列邵阳地方志办十余年，就谈点邵阳文化吧。

       先简述一下邵阳古代史。

       邵阳最早的（西汉初）名称叫昭陵，这是个移民地名，因为当时今河南也有个召陵县，据考证可能与“召陵”有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直在问鼎中原，灭了中原40多个小国。被灭的小国寡民纷纷逃离故地，有溯湘江支流蒸水而上进入今邵东境的，故邵东有周官桥、召伯祠、甘棠渡等地名，出土文物有西周的铜  （乐器，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这是邵阳能凭考古资料验证的第一批中原移民。有史记载的第一批汉族移民为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长沙王刘发之子刘义、刘遂分别被封为夫夷侯、都梁侯于今邵阳市境。公元5年，长沙王刘刺之子刘赏又被封为昭阳侯于今邵东境。西晋武帝时因避司马昭讳，改昭陵、昭阳为邵陵、邵阳，从此有了邵阳之名。当时侯国为什么取名夫夷、都梁？资水原名夫（扶）水，夫夷即夫水两岸的夷人（以水名夷人和后来以梅山名蛮人一样）。都梁和后之城步则是倒装地名，即梁都、步城的意思。民国地名学家徐松石先生认为“西南倒装式的地名似乎是壮人的原始创作”。壮人古代被称为西原蛮，史载，今绥宁城步等地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为西原蛮潘长安所据；又据湖南古代史专家何光岳先生在《都梁考》中说“梁人与虎夷则有一支分别南迁到湖南武冈的都梁山和新宁的夫夷水”。总之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夫夷、都梁乃为“蛮夷”之地。可见，历史上“蛮夷”早于汉人迁入资水流域。这还可以用“武冈”地名作证，郦道元《水经注》云：“县左右二岗对峙，重阻齐秀，间可二里。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岗，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明白地告诉人们，武冈是民族战争打出来的地名。“蛮夷”在资水流域占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宋代，当时资水流域为梅山蛮所据。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采用安抚政策开梅山蛮地，置新化、安化两县，其名有“化蛮为汉、得以安宁”之意，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又置绥宁县，寓“绥之以宁”之义，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置新宁县，也寓“从此安宁”之意。你看，邵阳几个历史悠久的县名都与“蛮夷”有关。邵阳市还有许多古地名，如邵阳县的贞牟寨、屯田村、白仓（屯军的粮仓），新宁县的军田、巡田、（屯）堡口，绥宁县的关峡寨、武阳寨，这些都是两宋朝廷设置的军事关隘和屯军留下的古地名。晚一点有隆回司门前、城步江头司等地名，均是元明时期巡检司所在地。巡检司是干什么的？是置于边远地区或“蛮夷”之地的军事、治安机构。以上无不说明，当时的邵阳居民曾主要是被历史称为“蛮夷”、即今天的苗瑶同胞，资水流域则以瑶胞为多。

       那么汉人是何时大量涌入邵阳的呢？据道光《宝庆府志》记载，五代以前迁入邵阳的姓氏仅2个，唐太宗贞观盛世，邵州辖邵阳、武冈两县共有2856户、13583人，只相当于今天一个小乡的人口。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莫        歌》云：“莫    自生长，名字无符籍”，也就是说，莫     的人口没有统计在内。北宋“靖康之难”后，北人逐渐南迁。宋元明三代，入迁邵阳的姓氏达223个，特别是元末明初，天下大乱，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入迁邵阳的姓氏多达141个，尤以江西为多，史有“江西填湖南”之说。中原文化也就随移民到了邵阳，成为邵阳文化的主流。同时，经过长期的民族战争磨合（屯军士兵多娶当地苗瑶女为妻），形成了汉苗瑶杂居、苗瑶汉化、汉人苗瑶化的民族大融合格局。苗瑶的巫傩文化也给邵阳的湖湘文化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邵阳文化孕育于邵阳特定的地理环境。邵阳位于江南丘陵向云贵高原过度地段，西北有雪峰山耸峙，西南有越城岭逶迤，资水流贯其中，山水并秀，风光优美，资源丰富。但山多田少，易遭干旱；资水从新邵小庙头穿切雪峰山而过，两岸层峦叠嶂，河床狭陡，水流湍急，行船艰险，交通不便。人们生存维艰，因而养成了一种古朴的民风。旧志称邵阳“民无商贾，仕少宦情”，“民无商贾”是说邵阳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状态，大多数农民终身为求温饱而不可得，养成了吃得苦、耐得劳、霸得蛮、不服狠的顽强性格和喜直恶欺、好客重情、节俭朴实的民风。这种民风陶冶的军人，战场上则能奋勇杀敌，不知退却。宋代抗金名将杨再兴、明朝开国大将蓝玉、沐英都是邵阳人，清代则有和曾国藩同时的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等封疆大吏。“仕少宦情”是说邵阳的读书人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他们读圣贤书，讲究修身齐家，常念民生疾苦，对国家对民族有所担当。北宋谏议大夫周仪，严峻刚直，遇事敢言，史称“嘉佑直臣”；清代车万育（字与三）官至户科给事中，有人黑夜送钱托他办事，他铁面无情地说，你不知道有个不爱钱的车与三吗？邵阳人魏源，著书立说，受林则徐之托，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被誉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邵阳历史上又叫宝庆，因为南宋理宗赵昀曾遥领邵州使，登基后，他以“宝庆”为年号，并升邵州为宝庆府，辖邵阳、新化两县。因而邵阳人又叫宝庆人。宝庆人为人处世，尚气而贵信，朴厚而不佻，敢担道义，象雪峰山一样刚强，象资水一样激越，所以被世人戏称为“宝古佬”。袁世凯称帝时，偌大一个中国，唯宝庆人蔡锷敢首举义旗，使天下人从此再不敢称王称帝。蔡氏真乃宝古佬第一人也！在现代，邵阳更是人才辈出，数不胜数：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述之，有“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有刘少奇的秘书、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有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参加平江起义的中将李寿轩、姚    ，也有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他为官时从不信邪，被称为湖南脾气），抗日名将廖耀湘，有硬骨头艺术家贺绿汀（文革时挨批斗，他就是不低头，并说：“邵阳老九从来硬，走遍江湖不信邪”），去台的有被誉为台湾工业之父的尹仲容，科技界则有国家工程院院士李钧、李国杰等。

       综上述，邵阳文化可以归纳为以农耕文明为基石的儒文化。邵阳早在宋代就办有书院，农家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哪怕讨米也要送子女读书，至今邵阳人在堂屋的神龛上有这么一副对联：敬祖宗两柱清香曰诚曰信，教子孙两行正业曰耕曰读。这正是邵阳文化与湖湘文化共同之处，同时，也正是湖南经济不算发达却有着全国一流的文化的原因。

      晚清，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清末废科举办新学，邵阳的湖湘文化开始有了变化。清末民初，以湘乡人（含今双峰）为主的外地人开始入境做生意，定居于资水两岸的集镇，故邵阳有“无湘不成口岸”的俗语。邵阳东乡紧挨双峰，故邵东人先得风气之先，这为邵东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文化基础，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年代，邵东人却敢外出搞副业，所以一旦改革开放，他们就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如今邵东人足迹遍天下，一部分人靠经商办厂，发财致富；一部分人靠读书求知，出人头地。社会开始从农耕文明转向商业文明。邵阳西南农村则稍稍落后一点，在改革开放前，农民仍以经商为羞。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打工文化使闭塞的邵阳人走南闯北，眼界大开，有了更多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文化也开始变得多姿多彩。但邵阳人那种宝古佬底气还在，不管干什么，邵阳人都会不甘人后。